商南县张家岗农业合作社，是1954年春季建立起来的，合作社成立后，该社干部和群众根据当时农村初次从事集体生产活动的实际，总结摸索出了山地包工管理办法，解决了合作社初期出现的“生产一窝蜂，干活磨洋工”的问题，激发了社员的劳动热情，增强了社员的责任心，农活质量、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得到了明显提高。他们的包工经验引起了当时县委的重视，并很快总结推广于全县，有力地推动了合作制的发展。1955年5月18日《陕西日报》报道了他们的经验，同年底，由毛泽东主持编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收编了这份经验材料,并为此写了按语。
     
      起      因

      张家岗村在1952年春胜利完成土地改革之后，按照中央关于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指示，于同年四月，在农民何昌礼、蔡元宏的带领下，组织12户贫、雇农，率先建立起了商南县第一个农业互助组。当时全组有62人，74亩耕地，5头耕牛。1954年春，根据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精神，在县委试点工作组的指导帮助下，经过反复酝酿讨论，按照“自愿互利、民主管理”的原则，由全村4个农业互助组联合建立了以“按劳分配与土地分红相结合”为特征的张家岗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社员共132户，925人，耕地1309亩(其中山地364亩)，耕牛78头。
      农业合作社建立以后，改变了农民长期分散经营的传统习惯。初级社实行集体劳动，保留土地分红。集体农副业收入除少部分按社员入社土地分配外，大部分收入按社员个人劳动工分分配，工分成了社员的“命根子”，它既是衡量社员参加集体劳动的标尺，也是社员分配产品收入的依据。为了妥善解决生产、分配中的实际问题，合作社相继建立了统一经营，集体劳动，评工计分，按劳分配为主要内容的劳动管理、财务管理、收益分配和干部工作等制度，建立合作社新的生产秩序，维护统一经营，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合作社初建，干部没经验，群众不习惯，制度不完善，社内各种矛盾经常出现，突出表现在按劳计工和按工分配这两个环节上。有时为了一分工争的面红耳赤，影响团绪；不利生产。为了探索解决劳、酬矛盾的途径，他们采取了先易后难的办法，实行定额管理。而对山地，因为是估算亩数，耕作条件和路途远近悬殊很大，不易核定包工定额，采用“死分死计”的办法，按照劳力强弱确定“底分”干一天活，计—个工。这种办法刚开始大家没啥意见，但时间一长，各生产组之间互相怀疑，各不放心，都怕别组集体提高工分；在分配农活时，愿做平地“包工活”，不愿做山地“天工活”；上工时干部再三催促，仍迟到早退，到了地里出勤不出力，上午不等日头端，下午不到太阳落就收工回家，并且务作粗放，误时误事，影响生产。据原初级社副社长蔡元宏介绍，由于劳动管理不善，耕作粗放，收益很少，有三分之二的山地粮食亩产只有四五十斤，三分之一的有种无收。面对这种情况，社管会根据大多数社员的要求和发展生产的需要，经反复研究，决定将平地定额管理的办法扩大到山地。

      经      验

      总结张家岗农业生产合作社山地包工的历史经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注意纠正少数干部及部分社员对于山地包工的抵触思想。包工开始，有的干部怕包的不合适，社员抱怨，没有积极性，劳动力弱，技术差的社员说：“谁也没长十二个指头，反正肉烂在锅里，做一天，算十分，何必包工”；有的认为山地包工；活路格外紧张，怕做不了。而多数社员则表示欢迎。针对上述思想情况，首先召开社干部和党员会，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要求干部和党员积极带头搞好山地包工。其次召开社员会，向大家讲清楚包工的好处和多劳多得的道理，并通过社干部的亲身试验来证明包工的可行性和优越性。这样，才逐步消除了少数干部和部分社员的思想顾虑，提高了全体社员实行山地包工的积极性；
      二是民主讨论和合理评定包工的标准。山地包工的标准制定的合理不合理，是社员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因此，在制定包工定额的时候；根据山地没有准确亩数的实际情况，首先由社内正副主任、生产委员、各生产队队长和监事会委员等，组成包工小组，对全社所有的山地，进行勘查登记，在登记的时候，主要注明各块山地座落、四界、土质、种植作物、质量要求等。然后根据土地的差别、路的远近、坡度的大小、需要挖排水沟多少和耕作难易等条件；并参考过去群众的用工习惯，评出各块土地所需要的工数。包工小组把全社所有的山地逐块勘查评定后，交社管理委员会审查修正，然后再提交社员大会讨论通过，作为最后定案。通过这样由上而下的审定之后，社管理委员会再把每队所承包的地块、工数以“集零为整”的办法，包给各生产队。各队“化整为零”包给生产小组，进行连续耕作。
      三是认真准确地搞好评工计分。实行山地包工以后，虽然解决了社和队、队和队之间的计工矛盾，但是社员和社员之间的评分问题却没有解决。当时，社管理委员会认为这个问题如果不很好地加以解决，就直接影响到包工的顺利推行。因此，经社干部研究，又订出了以下几种办法：第一，如果在一天内能完成某块地的包工任务，就按原包工数来评分，如果地块大，劳动力少，在一天内不能完成的，就采用按块划分小段的评工办法，把一块地事先划成若干小块，按原包工分数，评出各块工数。挖完几个小块就评几个小块的工数。第二，在个人评分的时候，为了避免争分现象，采取“劳动站队”的办法，就是按照个人的力量大小技术高低、劳动时间、劳动态度等分为几级，然后算出当天的总分数，求出每个人的平均分数，根据这个平均分数，采取适合的不动，不适合的以两头评的办法进行调整，评出每人应得的分数。
      四是严格把好包工质量。为了使各生产队能更好地按质量、数量、时间、工数去作，合作社还和各生产队订了合同。在合同内除了对“四定”（定地块、定产量、定管理、定工分）提出严格的要求外，并订出了奖惩制度。各队设一名检查员，组成包工检查组，由社长担任组长负责检查包工质量。检查办法有（一）检查员随时检查队内社员的劳动质量和进度：（二）各生产队的检查员相互检查各队生产进度和耕作质量；（三）在每一阶段结束后定期召开会议，检查上一阶段生产计划完成的情况，奖优罚劣，解决存在的问题。

      作      用

      实行山地包工，对于加强劳动管理，提高生产效率，贯彻“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第一，执行了按劳取酬的原则，加强了生产责任制。由于各项农活都有了劳动定额和工分标准，克服了过去在评分记工上的偏高偏低和平均主义倾向，基本体现了社会主义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第二，减少了评工记分的麻烦。每天活干完后由生产队检查员、记工员检查每个人完成定额的情况，并及时地将工分记下来，克服了过去“天天评工，夜夜熬红眼”的现象。第三，减轻了干部负担。干部有时间来考虑社里的统一规划和生产等方面的大事，再不为天天评工记分而费神了。第四，真正执行了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提高了劳动效率。因为有了定领，社员不分男女老少，做多少活就计多少分，大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根据当时统计，包工以后和包工以前死分活评时期比较，劳动效率提高了百分之二十。许多人过去太阳很高了还不上地，实行包工以后，天不明就上地，天不黑不收工。第二生产队蔡元宏说：“包工做活有奔头，高低能分明，每一锄下去都是有劲的”。过去常不参加生产的黄长路也参加了挖地，六十多岁的何长明老汉也上山做活，队和队、组和组之间开展了生产竞赛。山地粮食亩产由包工前的四、五十斤提高到一百多斤。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