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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商南的回顾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英明决定，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8月23日，陈赓兵团南渡黄河，挺进豫西。随后，祁果、李庆伟等率领由太行区组建的我干部大队渡河南下，开辟新区工作。开始，我在第二地委（即商洛地委）工作队任队长。1948年5月以后，任商南县县长、县委书记，直到全国解放。
解放前夕的战略布署
1947年9月，我们太行区南下干部大队，随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十七师在灵宝一带，一面作战，一面开展群众工作，建立地方政权。10月下旬，我和李志才等20余名同志奉命进入陕南开辟地方工作。行前，三十八军政委汪锋召见我们，向我们介绍了陕南革命历史，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渡河后建立陕南根据地的多次电报指示要求我们在豫陕鄂三省边界地区，创建一块党中央所期望的“东切平汉，北断陇海，西入四川，南下荆襄”的根据地。
1947年10月底，石金河带领我们经卢氏到达灰池子，会合了豫陕鄂第二分区（即商洛分区）。石金河任二地委副书记，其余干部组成地委工作队，我任队长，先随第一武工队在西面活动，后来随第二武工队在桃坪、灰池子、腰庄、两岔河发动群众，剿匪建政。这个地区，位于西荆公路以北今丹凤、商南两县交界处，是具有革命传统的老根据地。1935年，红军在这里建立苏区，成立刘家花屋、沙坪、祝家店、梨园岔、灰池子等一批苏维埃政权。1946年，中原部队和陕南游击队在这里建立县、区、乡政权。1947年春，陕南游击队领导人蔡兴运、胡金声（雷震）和中原部队干部罗孟刚、陈纪有、毛凯等在人民群众掩护下，坚持这一地区的斗争，迎来了主力部队南下反攻。
11月上旬的一天，我到七盘磨下乡，一位姓王的中年人找到我，开门见山地问我，在这里能住多久？我看出了他的意思，便告诉他：“我们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扎根的。”他听后激动地说：“乡亲们就盼着这句话，只要你们不走，我们就敢明里出来干”。后来，我才打听到这位中年人就是当年幸存下来的苏维埃主席王占魁。
王占魁的话代表了这里人民群众的心里愿望。工作队下乡前，地委书记王力和分区司令员孙光在会议上就如何发动群众时讲到：“人民军队曾九次进入这里，都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和无私地帮助。人民军队每次撤离这里后，国民党反动派就对人民群众进行残酷的屠杀，疯狂地报复。虽然人民群众在敌人的屠刀前没有被吓倒，没有屈服，但是他们担心我们这次来还是住不长，所以不敢贸然公开和我们接触，他们要观察。因此，我们要向群众表明，一定能在这里扎根，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和这里的人民群众在一起，九进决不九出”。
我们通过原苏维埃干部、老赤卫队员、原区、乡、村干部和自卫队员访贫问苦，召开群众大会，广泛宣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创建陕南根据地的重要指示表示我们扎根的决心，人民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了。接着又通过斗地主倒苦水等各种形式活动，人民群众斗争热情空前高涨。11月，二地委批准在这里成立峦庄区，也叫第二区或东区。区长李正文，区农会主席严敏。分区第二武工队负责这个区的武装工作。该区成立后，地委工作队仍留在这一带活动。在工作队的帮助下，建立的乡政府有：峦庄、桃坪、灰池子、梨园岔、七盘磨、腰庄、官坡、毛河街等，在东部边缘地区曹营、两岔河建立了两面乡政权。
1947年12月初，国民党六十五师在地方保安团配合下，向第二分区发动重点进攻。当时，由于敌我力量过分悬殊，分区决定避敌锋芒，向主力部队靠扰。工作队奉命跟随分区部队渡过丹江，经商县的孝义湾转移到四分区（即两郧分区）上关县温川关地区。不久，四分区山商县成立，我们随二分区司令部经中村、银花转移到山商县赵川。当时东赵川的形势基本稳定，我们在东赵川休整了一段时间后，于1948年1月30日随二分区司令部北渡丹江，返回商南至丹凤北山一带。这里的群众全部被国民党从山上赶到山下川道地区，川道里住满了国民党部队，我们在山里找不到群众，又不能同敌人硬拼，工作队便跟随分区部队在周围地区打游击。自我二分区渡丹江北返后，敌人一直尾追着我们，因十七师东调豫西作战，留在二分区的部队仅分区一个独立团和三支武工队，所以敌人的气焰嚣张一时，几次妄图把我一口吞掉。这一时期是我们进入陕南后最困难的时期。吃饭、作战甚至连睡觉都很成问题，当时，每个同志都深深地感受到：“离开了群众，中国革命就没有希望。”正如当时歌词里所写的：“吃和穿全都要依靠老百姓，咱离了老百姓就象离水的鱼”。
正当我们处于最困难的时候，前委陈赓司令员电令商洛分区机关和部队东撤豫西鲁山休整。我们接电后，穿过伏牛山区，于1948年3月初到达鲁山县婆娑街与十七师会合，在此休整了40多天，进行了“三查”活动。其间，前委考虑到二分区的实际情况，又从三十八军一六三团抽调两个营和团直机关部分人员，组成独立第四团，归二分区建制。4月下旬，南阳战役打响，十七师攻打西峡口（即现西峡县城），我们分区部队负责解放丁河店，一分区部队负责解放西坪。5月 上旬，南阳战役全部结束，一分区部队撤回卢氏，十七师和二分区机关、部队进行短暂休整后，准备西返解放商洛。
成立民主政府
丁河休整后，二分区进至西坪，地委副书记石金河找我谈话说：“5月14日，在丁河召开的地委第三次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共商南县委和商南县民主政府，你和董流分别担任正副县长，因缺乏干部暂不配县委书记，县委工作由你代管上。”当时丹南地区属四分区山商县辖区，故新的商南县成立后只辖原商南县的丹北地区。地委考虑到商南县区域狭小，不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决定将桃坪、灰池子划归商南，又从第六分区(即南阳分区)暂借西坪做为商南县的基本区。石副书记笑着说：“老董，你是我们地委放的第一批‘父母官’啦!商南县交给你了。陈先瑞副军长要求你守好陕南这个东南门户，困难再大也不能撤离这里，要经受住战争的考验。”我坚定地回答：“有上级党的领导和支持，我这个‘父母官’啥困难也不怕!”谈话后，地委在西坪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了这一任命和一批到商南工作的干部名单。
在西坪建立区政府和区干队，我和董流研究后，任命李志才为西坪区长、王长太为区公安助理、郭西宽为区干队长。西坪区组建后，我带领商南县干部随分区和十七师西进。部队在前面每打下一个地方，我就把事先研究决定到各区工作的干部召集起来，宣布任职命令，安排任务，区政府随之建立。1948年5月19日，十七师和分区部队收复商南县城，我们先后委派郭世清任富水区副区长，县政府秘书李秀峰兼层峰区(即城关区)区长，候金福任该区书记，任永安任武委会主任。
丁河会议决定第二武工队副队长雷震任商南县大队长，因事未到职，所以县上暂时未建立武装，仅从部队上抽调了少数骨干到各区搭架子成立区干队。不久，上级把起义人员江效青从荆紫关调回商南任县大队长。5月下旬，敌在陕南发动第二次“清剿”，我们在地委领导下，配合十七师和分区部队开展二次反“清剿”斗争。当时，地委机关和部队主力在商南，所以商南的形势比较稳定。我们一面剿匪，一面建政，先后又建立了青山、永青两个区，李金累任青山区长，一位五师掉队姓席的老同志任永青区长。6月23日，我代表商南县民主政府发出第一号通告。通告内容是：全县建立了西坪、富水、层峰、青山、永青、灰池子6个区，64个行政村；县大队缴获长短枪309支，机枪7挺，子弹18755发，手榴弹100枚，地雷100个及棉衣、电话线等大批军用物资。地委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这时，陕南区党委和军区成立，商南县隶属陕南区党委领导。6月底，敌整编六十五师和三个保安团自武关东犯，商南形势趋于紧张。十七师奉命到荆紫关进行新式整军运动，陈先瑞副军长问我：“商南县城假若失守，政府是否撤出商南地区?”我会意地回答： “商南这么大，还没有我们打游击的地方!”陈副军长严肃地说：“县长应坚持打游击，这也可以锻炼干部。”
十七师走后，分区四、五两团北进卢氏以西地区牵制胡宗南六十五师，商南县城复陷敌手。县政府随分区机关转移到西坪区，继续开展武装斗争和地方工作。为了威慑敌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7月初，我以民主县政府名义签发第二号通令，命令白青云部官兵放下武器，交械投诚，否则严惩不殆。
敌人此次清剿重点是我县灰池子区桃坪和永青区两岔河、腰庄。敌所到之处，奸淫妇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名民团头子曾叫喊说： “烧房子是免遭‘匪’祸，抢粮食割麦子是抵欠款，拉女人是顶欠的杂税，拉壮丁是顶欠兵。”据缴获的敌文件中透露，这是敌人有计划的统一行动，目的是制造更大的无人区，使我们难以在商南立脚。敌重点“清剿区”的我基层工作重点是制止群众搬家，坚壁清野。坚持内线反“清剿”的分区蔡韩武工队，以连为单位分散打击敌之土顽武装，迫使土顽不敢单独进山，每次出来必有两个连的正规军配合方敢行动。7月下旬，敌六十五师三十一旅东窜后，敌人清剿进入萎缩状态，我根据地军民又一次取得反“清剿”斗争的胜利。
7月底，陕南行署决定撤销山商县建制，将原山商县的丹南赵川、湘河归还商南县。接此通知后，地委在西坪草场召开由我和董流参加的扩大会议，研究接收丹南地区的工作。地委准备在赵川创建中心根据地，讨论中大家认为：西坪好，能控制，但西坪是暂借六分区的，赵川是自己的地方，自己必须在自己的地区内创建基本区，建立根据地，自己的地区必须自己解放，一日未解放一日有责任。在赵川建立根据地除以上原因外，主要是赵川在敌侧后，背靠军区所在地郧阳，可与两郧分区(即四分区)连成一片，对西荆线之敌构成威胁，又可以钳制东窜南犯之敌。最后，地委决定商南县政府随分区机关—并南下赵川。
县政府转移赵川前，我们留下西坪区干部和区干队坚持西坪地区斗争，将其它几个区的干部收拢回来，随县政府一块行动。在此之前，灰池子区的干部和区干队于反“清剿”斗争中，已随蔡韩武工队转移出去。
1948年8月初，商南县政府随地委机关从西坪出发，经荆紫关、汪家店到达赵川，不久，孙光、李书全等率分区部队也陆续进入赵川。从此，开始了以赵川为中心根据地的解放全商洛的伟大斗争。
建立赵川革命根据地
赵川是个老区，也是过去我们在政策上搞翻了的地区。自1947年冬我十二旅进军赵川，攻克小百岩河洞，打死称霸丹南的敌县参议、保安团营长党耀初，解放赵川，成立山商县后，这里的封建统治基本解体，旧保甲团队、地主豪绅惊慌失措，向我低头，并愿意交出土地和枪支，群众情绪空前高涨。为了迅速在此建立一块可靠的根据地，改变贫苦农民的生活现状，两郧地委决定开展以打土豪、斗地主、分浮财、平分土地为主要内容的急性土改运动。由于急于求成，缺乏对新区情况的调查研究，忽视了群众工作的艰巨性，把少数激进勇敢分子的行为误认为是广大群众的觉悟和要求，因此土改一开始就侵犯了中农利益，分了中农的土地和财产，把一切旧职人员都当作打击对象。在“家家点火、处处冒烟”、“扫地出门”、“铲除祸根’、 “为五师报仇”等极端错误口号下，一度乱打、乱杀，把杀人当成是发动好群众的标志。月余时间，在赵川一带就杀了100多人，仅后川一个村就杀了28人。因此，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十分被动的局面。
急性土改运动，给封建地主势力一个很大的打击，贫苦农民得到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但由于政策和策略上的失误，使我们严重地脱离了群众，敌人借机加强了反动宣传、造谣和威胁。地主富农、保甲人员和土匪铤而走险，利用内外结合组织暴动对抗，袭击我区、村政权，杀害基层干部。一度赵川地区土匪遍地，匪民不分，贫雇农陷入严重孤立局面。不久，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原山商县委和县政府采取有力的措施，经过艰苦的斗争，才使被动局面有所好转。
赵川，地处鄂陕边区，山大、地瘠、民贫。商业不发达，全区无一集镇，火纸与烧酒是大宗商品，交易手段仍沿用以物易物的原始方式进行。土地大多集中在党、刘、赵三大家族手中。封建剥削奇重，如后川三个甲，地租额轻者40％，重者60％，大多是倒四、六，而且还有“寄庄”(先交租钱)、“坠子”(杂税捐税由佃户出，每石课有一斗多)等额外剥削。债务剥削轻者一斗还一斗半，重者一斗还二斗。文化极端落后，全区只有两所小学。人民群众长年不得温饱，迫切渴望得到解放。这里，和北山一样，也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同样，这里的群众也担心我们这次又站不住脚，扎不下根，怕变天，怕敌人报复，加之前段我们工作中的失误，群众在心里已构成了一条鸿沟。
初到赵川的半个月，我们的工作方针是先派工作队开展宣传活动，扩大声势，解释政策，威胁土匪，号召群众回家生产，恢复政权。我们组织了三个工作队，由董流、严敏和我分头领导，在赵川一村到七村区域内开展工作。当时工作难度较大，一是不太稳定，二是群众不愿和我们接触，土匪多，匪民难辩，少数同志对建立根据地缺乏信心，以致发生严重违犯组织纪律的现象。山商县撤销时各区留下一大批干部，这些干部一部分是十二旅派来的军队干部，一部分是两郧地委从湖北均、郧等县调来的地方干部，军队干部基本稳定，湖北籍干部在丹南地区移交商洛地委领导后，不愿留在这里，都要回郧阳。如二区(竹林关区)书记和区干队不经批准先后跑回了郧阳。除三区(湘河区)比较稳定外，各区均有跑回郧阳去的。我们二分区带来的干部则不愿上高山，想下川道。四区(赵川区)书记张玉和曾向我流露过：“四分区力量大，在这里都没搞出个啥样子，二分区力量小，更搞不出名堂”。张玉和的思想既反映了当时四分区干部思想，也代表了二分区干部思想。后经学习教育，干部思想基本稳定下来，增强了建立赵川根据地的信心。
鉴于当时群众情况，初开始我们还不能开群众会，采取一条沟一条岔找群众谈话，调查情况，掌握材料，向群众解释我们在政策上的失误，号召他们回家生产，揭发土匪罪恶，建立政权。同时开展‘‘双减”和“四抗”宣传。讲清我们的政策后，跟土匪跑到山上的群众陆续返回家里。这些群众说：“如果你们去年像今年一样，哪里会有这样多的土匪!”后川小士绅刘大先说：“你们过去有威无德。”群众这些反映说明了我们过去极左政策的危害性。
通过半月左右的内部教育，外部宣传后，县政府即着手在原山商县几个区的基础上，重新调配干部，划定区域范围。经县政府研究报地委批准后，建立了4个区。一区以原富水区人员为基础，以梁家坟为中心，辖十里坪、碾子坪、耀岭河；二区以原竹林关区干部为基础，以马家坪为基点，辖马家坪、白鲁础、宽坪、小川、核桃坪等地；三区即原湘河区，原区干部不动，以汪家店为中心，辖文化坪、魏家台、湘河、汪家店、水沟；四区即原赵川区，除十里坪、碾子坪划归一区外，人员及辖区不变。区政权恢复后，就进行建立村政权(相当于现在乡)的工作。
原山商县建立的村政权，我们接手时仅存两个，且完全是空架子。经过近一个月的工作，到9月下旬，在丹南四个区恢复和新建了11个村政权，但其中一部分仅仅搭起架子，还不能正常开展工作。
为了加快赵川根据地的建设，9月20日左右，区党委给商洛地委派来郭茂生等26名干部，除地委留下3名外，其余都全部给了商南县。10月初，地委通知郭茂生同志任中共商南县委书记。其余22名同志除留少数在县委、政府工作外，大部分都派到各区工作，健全了各区班子。这时各区领导人的情况是：一区书记吕锁昌、区长韩文槐、工作组长刘松亭、武委会主任郭世清；二区书记韩永义、区长赵奎元、工作组长田福才、武委会主任赵玉锁；三区书记王进才、区长姚国雄、工作组长关孝庭、武委会主任王有春；四区书记宇文让、区长赵子珠、工作组长兼武委会主任郭俊生；西坪区只新调配了武委会主任王玉堂，其它人员未动。
剿匪和建立地方武装
由于局面进一步拓开，干部力量的加强，党政的健全，县上的工作从10月份起逐步走向正规。县委、县政府同赵川工委共同研究后，决定重点抓好剿匪、建政、生产、屯粮、后方建设工作。
赵川工委是8月下旬成立的。当时地委、专署、军分区主要领导分头率分区主力到外线剿匪，留在赵川的是地委、分区机关和撤回赵川的商县、洛南县干部。为了便于工作，地委决定组建赵川工委，实行统一领导。工委由石金河任书记，肖良清、董流、严子明(严敏)、李季林、王知德和我任委员，共7人组成。1949年1月1日，工委进行了调整，由原商县副书记，地委秘书任均任书记，陕南独立第四团副团长文明章任副书记兼指挥长。该工委一直到1949年8月地委撤离赵川时才撤销。
赵川根据地建立后，赵川不单是商南的大后方，也是商洛的大后方。当时，地委、专署、军分区都设在赵川。商南县委、县政府在店坊河驻的时间较长，所以，群众中曾流传过“赵川省”“店坊县”的叫法。
后方建设直接影响前方战斗，所以，在后方建设工作中，我们严格要求干部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当时摆在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剿匪。赵川一带土匪很多，大小有30余股，有名的惯匪如黄胜龙、王棋高、孙鹏、王正德、刘帮荣、张正坤、大小翁明德、张学良、陈继才等。土匪加上逃亡地主和国民党乡、保、甲人员，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对我们构成很大的威胁。他们造谣惑众，杀人抢劫，暗杀我工作人员，袭击我基层政权。9月初，王棋高、孙鹏股匪窜扰三官庙，破坏我征粮工作；9月中旬，刘帮荣、宋国峰、张培山匪众到十里坪、余家棚、烂泥湖、赵川一带拉票、抢劫；10月初，王棋高股匪偷袭店坊河，当时董流同志带一个排在那里，击溃了该股土匪。
剿匪工作，我们采取政治攻势与武装打击相结合的方式，重点采取政治瓦解的办法。我们首先调查各村土匪、保甲人员、逃亡地主有多少；查清各股土匪的首领、人员装备、活动区域、所犯罪恶及当土匪的原因；了解土匪和逃亡人员的社会关系。以上情况掌握后，我们根据不同对象，采取写信、捎话等不同的方法进行争取、瓦解。在村口路边张贴布告，宣传“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者奖”的对匪政策。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剿匪宣传活动，使群众明白土匪不肃清，光景过不成。
开展政治攻势的同时，分区部队和县大队、区干队对土顽施以武力打击。从8月中旬到10月底，首先击溃、重创刘长忠部和陕保二旅冯允恭团。敌主力东窜淮海后，我县大队配合分区主力在丹南地区扫除40余股敌之武装。在我强大政治、军事攻势下，到11月中旬，盘踞商南各地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和土匪势力纷纷瓦解。如后川村50余名从匪人员，除10余名在战场上被打死外，就有27名携械向我县政府投诚。
在剿匪的基础上，我们进行村、闾级政权建设工作，具体方法，一是发现积极分子，通过培养教育，然后成立政权；二是通过群众推荐，并同民主人士协商成立政权；三是在不稳定的边沿地区利用国民党旧保甲人员为我们办事，成立两面政权。这种政权是临时性的，群众发动起来后，逐步进行改造，权力最终交给基本群众。到12月底，丹南4个区已建立13个村、数10个闾。县政府要求在建立政权的地方，贯彻政令，实行“双减”，征收公粮，开展支前工作。
由于路线正确，政策对头，丹南各区人民群众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修复了所有水磨，开了16家锅厂，办了一个商店，恢复了15座纸厂，活跃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支援革命战争。丹南粮食比较困难，地委要求我县在1948年底前完成70万斤屯粮任务，这的确是件很艰巨的工作。县委、县政府到各区召开村以上干部会，指出不屯粮就无法支援前线，征过了头就会脱离群众。强调不仅反对不管人民负担的观点，也反对单纯仁政观点。通过课石、户数、人口调查，我们采取多收多负担，少收少负担，不收不负担，地富逃亡人员加倍负担的原则，由各村民主评议，合理摊派。并且，召开士绅座谈会，解释我们征粮政策，鼓励他们带头交粮，要求他们规劝逃亡人员回家，否则要加倍征收粮食。政策一公布，人民群众都拥护。赵川群众说：“今年负担只有党耀初、赵尚谦、赵尚忠、冯允恭四家不喜欢，过去，他们四家没有负担过”。白浪一位老太太说：“我去年负担两石，今年负担一斗八升，少交的这一石多粮足够明年吃了!八路军真个为穷人。”汪家店开明士绅杜周棋、黄治民在座谈会后，回去在群众会上实报了自己的课石，并帮助我们把附近几个大户的课石挤出不少。在湘河时，好几个士绅问我：“这种政策就很好，今后政策变不变。”我回答说：“不会变，我们党的政策是保证人人有饭吃，家家有地种。”当时在丹南各区形成了晒粮送粮高潮，到12月底，全县超额30万斤完成了征粮屯粮任务，及时地支援了前线作战。
战争时期，党和政府工作的中心是武装斗争。没有武装，政权就不稳固，武装是政权的保障。12月份，地委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决定从4团调一个连充实加强商南独立营。江效青调教导队学习，四团一位连长代理营长。同时地委要求各区没建立区干队的马上建立区干队，年底每个区干队发展30个队员。当时二区已撤销，二区干部陆续调入新区工作。重点是赵川、湘河、西坪三个区。12月下旬，全县武装队伍共有136个。部分村也成立了民兵组织或打匪队，协助县区武装维护地方治安，保卫胜利果实。
在建立和巩固赵川根据地的斗争中，我们同人民群众相依为命，休戚相关。剿匪中群众为我们引路、报信；干部下乡开会访贫，他们站岗放哨；征粮屯粮，他们积极踊跃，把自家舍不得吃的细粮拿出来送给子弟兵；前线下来的伤病员，他们争着养护；情况危急时，他们挺身而出，掩护我们的干部和战士。1948年12月19日，匪首杜光瑞纠集河南、湖北边界匪众2千余人，分三路合击湘河区驻地汪家店。当时，区上只留财粮和8名区干队员收粮，当地开明士绅杜周棋得知土匪要袭击我区政府后，连夜派人给区政府送信。20号清早杜不放心，又叫村长康华保一起到区上报信，当我们工作队员撤离20分钟后，土匪就打来了。由于情报准确及时，我们安全转移，使敌人扑了空。这里的人民群众一直保持着红军时期老区人民的光荣
传统，他们拥军拥政的实际行动，深深地教育、感动了我们每一位同志。1948年冬前线部队急需军鞋，我们把任务分到各闾，各闾根据情况落实到户，全县各地掀起赶做军鞋，支援前线的热潮。赵川区五闾副闾长黄盛清家境贫穷，他和他妻子从来没穿过布鞋，他妻子也不会做鞋。落实任务时，群众提议不让他家做，他说：“叫老婆跟别人学着做，不做对不起咱子弟兵。”最后，全闾上交190双军鞋，超额80双完成任务，受到县政府的表扬。
我们的干部和战士始终没有忘记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没有忘记我们来自老百姓要爱护老百姓的宗旨。当时，这里流传着好多解放军爱人民的故事佳话。1948年12月，分区决定组织力量恢复丹北，我带领一部分干部由赵川经湘河去西坪，沿途搞些调查研究。去汪家店的路上在一位老太太家喝水，顺便了解区上干部情况，老太太一听我问区干部好不好，就唠叨起来：“干部同志都是大好人，有德性。姚区长当大官还常和我们百姓拉家常，谁家有困难，他都肯帮忙。今年河里涨水，姚区长不嫌我脏背我过河，真积德。”我满意的笑了笑，告别了老人。到区上的那天中午，群众跑来报告说，一位姓瞿的群众被土匪打伤了。我当时从衣袋里掏出一包消炎粉交给区长姚国雄，让他去把打伤的群众看看。事后，这里的群众说：“古往今来没有当官的给群众看伤，只有共产党才真正爱护咱老百姓。”下午，又有群众跑来报告，一个土匪把他两条牛拉走了，要政府为他做主。区上派一位干部带上武器朝荆紫关方向撵了10来里路，终于从匪徒手中把牛夺回来还给了群众。群众感动得热泪盈眶。傍晚时分，一位基层干部来反映说，夜里有土匪骚扰他们村，群众情绪不安定，影响生产。区工作组长关孝庭带了一名队员顺汪家店河下去，走了10华里到那个村子里给群众壮胆，一连几天，关孝庭同志都能坚持晚出早归为群众义务站岗，受到群众的爱戴和敬佩。当年，这种鱼水情的故事，在丹江南北多得数不胜数。
解放商南
1949年1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全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号召全军指挥员“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消灭之。”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纷纷支持毛主席的声明。我民主县政府于1949年1月，在赵川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畅谈一年来县委、县政府实行“双减”，保护工商业和学校，瓦解敌匪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各界人士认识到，蒋家王朝的统治即将结束，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就要到来。座谈会解决了大部分人士的思想顾虑，使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更加深入人心。
根据时局的发展，地委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向北推进，配合主力部队准备大反攻，解放全商洛。1949年1月上旬，我带领县政府一部分干部和西坪区干部、区干队(该区1月中旬转移到丹南)随分区四、五两团北返西坪、郭茂生书记和董流副县长领导丹南地区工作。1月18日，分区四团收复西坪，敌向西溃退。2月初，商洛分区四、五两团在南阳分区两个营配合下西进，追击西窜之敌，五团于商南五里铺遭敌陕保二旅和新二师阻击，团长郝世英同志光荣牺牲。2月7日，我军再次收复商南县城，敌继续向西逃窜。
商南县城再次解放后，县政府驻在东街老银行里。我们进行政权恢复工作，先恢复了富水区，调高本桐任区委书记，郭世清任区长，崔德记任武委会主任，新任命的西坪区委书记韩永义，于1月份已到职。候金福任城关区书记，韩文槐任区长，李凌均任武委会主任。原青山区并入富水区，永青区暂不恢复。
我们县政府干部，分成小组在县城到西坪一带活动，向群众进行形势教育，发动群众反匪反霸，帮助建立基层政权。2月下旬，我们在西坪区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宣传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揭露敌人的谣言，动员青年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座谈会后，周雍昌、石宗杰等10几名知识青年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参加了革命队伍。
3月初，西进战斗后，分区五团东返商南县城休整。为了庆贺我军西进胜利，县政府从河南请来剧团，在县城演戏三天。3月10日拂晓，敌陕保二旅十二团500余人乘我军麻痹大意，警戒疏忽，偷袭县城，我军匆忙撤出。上午9时，我把退守到五里铺的部队组织起来，实施反攻。敌袭击县城后，未敢立足即向西北逃窜。10时左右我们又回到县城里，敌人这次偷袭，我军牺牲19人，伤8人，被俘20人(包括群众和演员)，损失迫击炮一门，轻重机枪4挺，步枪30余支，骡马17匹。这次事件之后，分区四、五两团南返赵川根据地整顿，十二旅东调豫西剿匪，丹北留下县独立营和富水、西坪区干队坚持斗争。
3月下旬，分区武工队配合十二旅三十四团在竹林关全歼敌陕保二旅一团三营，俘获团长冯允恭，副团长李含芳、营长党紫霄等以下300余人。4月上旬，一区和分区李世华部在白玉焦家垣聚歼余风鸣民团。5月上旬，南阳分区四十团挺进西坪剿匪。在我东西夹击之下，敌正规部队拼命向西逃窜，敌民团、保甲武装纷纷向我交械投诚，大片地区被我军解放。正如七届二中全会指出的：“从现在起，重新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
1949年6月中旬，接地委通知，我返回赵川，丹北工作交副县长董流同志负责。到赵川后，地委书记王力找我谈话，他告诉我，商洛各县解放已近在眉睫，地委已组织好了其它几个县的班子，由于干部紧缺，决定调郭茂生同志任商县县委书记，商南由我担任书记兼县长。没几天，郭茂生同志便离开了赵川。
离开赵川根据地已半年，回去一看，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未建立政权的地方已全部建立起来，村村都成立了民兵、农会、妇女组织。在县委的领导下，丹南各区共发展党员数10名，建立了十几个党支部。党员的发展，党组织的建立，使我们的工作有了核心堡垒。
7月中旬，商县解放，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准备进驻商县城，我们的任务是做好善后工作，跟随分区最后一批人员撤出赵川，移驻商南县城。撤离前分区通知我们，把西坪区归还给六分区淅川县。
接此通知后，我同返回赵川汇报工作的董流副县长商量，西坪区的干部和区干队我们不能全带走，一定要留下一批骨干，以保证这个区工作的连续性。最后决定书记韩永义、区长李志才带一部分人员回商南；副区长李灵元带另一部分人员留下。同时，研究了城关、永青两个区恢复工作及干部调配。李志才任城关书记兼区长，王海君任武委会主任、刘松亭任永青区副书记，关孝庭任副区长，柴志清任武委会主任，郭西宽任区干队长。
7月下旬，董流带一批干部到达西坪处理归还工作。西坪交还淅川县后，董流、李志才率干部、战士西返商南，与坚持在城关地区斗争的韩文槐、李凌均等人会合。
1949年8月中旬，我带领最后一批干部、战士离开赵川返回县城。老区赵川群众听说县委、县政府要离开赵川，有的从数10里外赶来送别。走的那天，群众自发组织起来敲锣打鼓欢送，一直把我们送到四条岭下边，依依惜别，真是难舍难分。望着这些用艰辛和血汗养育了我们的人民群众，面对他们的坦诚和纯朴，我们不少同志都流泪了。是啊!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来到这里，依靠他们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又是他们一步一步地把我们送上胜利的征程。
回城路上的村口路边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等候在道旁的群众拉住我们干部、战士硬是把鸡蛋或干粮往口袋里装。有的村口还设了接风桌，摆满了美酒和瓜果，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共产党和子弟兵无限纯真的爱。我们非常感谢群众的情谊，大家一再表示要更加爱护老百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时，也不乏有摊派搞铺张浪费的，马蹄店村就是这样。曾在国民党保甲组织中任过职的村闾干部借机向群众搞摊派，鸡鸭鱼肉齐全的宴席足足准备了十几桌，他们满以为我们很满意，会给他们脸面的，想不到等来的是严厉批评和当众认错受罚。当时我想，这件事如果不严肃处理，会在群众中造成极不良的影响，今后还会有人继续这样搞。这样下去，我们千辛万苦打下的江山就会被葬送，我们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就无法实现。于是，我让秘书当场起草了一张布告，晓谕广大群众，今后凡发现敲诈勒索、胡乱摊派、中饱私囊、铺张浪费者，上告县人民民主政府，定予严惩。布告贴出后，群众争相围看，一位老先生给大伙念了一遍又一遍。这位老先生找到我，赞不绝口地发感慨：“共产党真乃民之救星，解放军真乃英明之师!无怪乎能赢民心，得天下”。他见我穿着草鞋，惊奇地问我： “你是一县之长，民之父母，怎么也穿这个?”我笑着回答说：“我们共产党官兵一致，人人平等，我们干部和战士一样，靠一支枪，一条米袋，一双草鞋打天下。”老先生听着不住地点头称是。
进入8月后，商南各地的反动武装组织迅速土崩瓦解，流窜的残匪纷纷到我各级政府投诚、登记。处于两不管地方的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我们去建立政权，这种形势决定我们的工作任务是：立即培训干部，迅速在空白区建立人民政权。经请示地委后，决定成立商南县人民民主政府地方干部学校。
从重视干校工作出发，同时也为了及时掌握学员情况，便于日后使用，便由我兼任干校校长。为了把干校办好，培训出有较高水平的地方干部，我们从在职干部中抽调了一批作风正派，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到干校工作。
1949年8月26日，发出了由我签署的招生广告。当时，商南文化落后，招生有困难，便到河南西峡一带招收学员。原定招收100名，因政审和文化考试把关较严，结果第一期只招了50多名。这批学员经过近两个月的培训，绝大多数结业后，陆续分配到各级政府机关工作，并逐步锻炼成长为骨干力量和领导干部。
就在这期干训班还未结业时，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分区从电话里通报了这件振奋人心的消息后，我们立即组织学员和群众一起开庆祝大会。一连几天商南城里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人们流着激动的热泪载歌载舞，欢呼新中国的成立。
10月中旬，县委委员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由董流、宇让文、吕锁昌、王进才和我5人组成中共商南县委员会。同时，调宇文让任组织部副部长，吕锁昌任宣传部副部长，王进才任县农会主席，高本桐任公安局长，赵子珠任县政府秘书。
10月下旬，谭道鹏调任商南县县长，我任书记，董流仍任副县长。1950年谭道鹏抽调修天宝路，县政府工作则由董流具体负责。道鹏从天宝路回来后，商南召开第一届党代会，会议选举董流、谭道鹏、宇文让、王进才、李志才、赵子珠和我共7名委员。党代会后不久，我调地委工作，高明月调商南任副书记，后任书记。
回顾商南解放的历程，这是一幅威武雄壮、前赴后继的宏伟画卷，也是一首波澜壮阔、群英荟萃的壮丽史诗。成千上万名干部战士转战丹江南北，历尽万难，艰苦创业，其中近百名优秀儿女为了商南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人民群众世代怀念他们，历史将永远记载下他们金光闪闪的名字。（董巩）
解放前夕的战略布署
1947年9月，我们太行区南下干部大队，随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十七师在灵宝一带，一面作战，一面开展群众工作，建立地方政权。10月下旬，我和李志才等20余名同志奉命进入陕南开辟地方工作。行前，三十八军政委汪锋召见我们，向我们介绍了陕南革命历史，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渡河后建立陕南根据地的多次电报指示要求我们在豫陕鄂三省边界地区，创建一块党中央所期望的“东切平汉，北断陇海，西入四川，南下荆襄”的根据地。
1947年10月底，石金河带领我们经卢氏到达灰池子，会合了豫陕鄂第二分区（即商洛分区）。石金河任二地委副书记，其余干部组成地委工作队，我任队长，先随第一武工队在西面活动，后来随第二武工队在桃坪、灰池子、腰庄、两岔河发动群众，剿匪建政。这个地区，位于西荆公路以北今丹凤、商南两县交界处，是具有革命传统的老根据地。1935年，红军在这里建立苏区，成立刘家花屋、沙坪、祝家店、梨园岔、灰池子等一批苏维埃政权。1946年，中原部队和陕南游击队在这里建立县、区、乡政权。1947年春，陕南游击队领导人蔡兴运、胡金声（雷震）和中原部队干部罗孟刚、陈纪有、毛凯等在人民群众掩护下，坚持这一地区的斗争，迎来了主力部队南下反攻。
11月上旬的一天，我到七盘磨下乡，一位姓王的中年人找到我，开门见山地问我，在这里能住多久？我看出了他的意思，便告诉他：“我们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扎根的。”他听后激动地说：“乡亲们就盼着这句话，只要你们不走，我们就敢明里出来干”。后来，我才打听到这位中年人就是当年幸存下来的苏维埃主席王占魁。
王占魁的话代表了这里人民群众的心里愿望。工作队下乡前，地委书记王力和分区司令员孙光在会议上就如何发动群众时讲到：“人民军队曾九次进入这里，都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和无私地帮助。人民军队每次撤离这里后，国民党反动派就对人民群众进行残酷的屠杀，疯狂地报复。虽然人民群众在敌人的屠刀前没有被吓倒，没有屈服，但是他们担心我们这次来还是住不长，所以不敢贸然公开和我们接触，他们要观察。因此，我们要向群众表明，一定能在这里扎根，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和这里的人民群众在一起，九进决不九出”。
我们通过原苏维埃干部、老赤卫队员、原区、乡、村干部和自卫队员访贫问苦，召开群众大会，广泛宣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创建陕南根据地的重要指示表示我们扎根的决心，人民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了。接着又通过斗地主倒苦水等各种形式活动，人民群众斗争热情空前高涨。11月，二地委批准在这里成立峦庄区，也叫第二区或东区。区长李正文，区农会主席严敏。分区第二武工队负责这个区的武装工作。该区成立后，地委工作队仍留在这一带活动。在工作队的帮助下，建立的乡政府有：峦庄、桃坪、灰池子、梨园岔、七盘磨、腰庄、官坡、毛河街等，在东部边缘地区曹营、两岔河建立了两面乡政权。
1947年12月初，国民党六十五师在地方保安团配合下，向第二分区发动重点进攻。当时，由于敌我力量过分悬殊，分区决定避敌锋芒，向主力部队靠扰。工作队奉命跟随分区部队渡过丹江，经商县的孝义湾转移到四分区（即两郧分区）上关县温川关地区。不久，四分区山商县成立，我们随二分区司令部经中村、银花转移到山商县赵川。当时东赵川的形势基本稳定，我们在东赵川休整了一段时间后，于1948年1月30日随二分区司令部北渡丹江，返回商南至丹凤北山一带。这里的群众全部被国民党从山上赶到山下川道地区，川道里住满了国民党部队，我们在山里找不到群众，又不能同敌人硬拼，工作队便跟随分区部队在周围地区打游击。自我二分区渡丹江北返后，敌人一直尾追着我们，因十七师东调豫西作战，留在二分区的部队仅分区一个独立团和三支武工队，所以敌人的气焰嚣张一时，几次妄图把我一口吞掉。这一时期是我们进入陕南后最困难的时期。吃饭、作战甚至连睡觉都很成问题，当时，每个同志都深深地感受到：“离开了群众，中国革命就没有希望。”正如当时歌词里所写的：“吃和穿全都要依靠老百姓，咱离了老百姓就象离水的鱼”。
正当我们处于最困难的时候，前委陈赓司令员电令商洛分区机关和部队东撤豫西鲁山休整。我们接电后，穿过伏牛山区，于1948年3月初到达鲁山县婆娑街与十七师会合，在此休整了40多天，进行了“三查”活动。其间，前委考虑到二分区的实际情况，又从三十八军一六三团抽调两个营和团直机关部分人员，组成独立第四团，归二分区建制。4月下旬，南阳战役打响，十七师攻打西峡口（即现西峡县城），我们分区部队负责解放丁河店，一分区部队负责解放西坪。5月 上旬，南阳战役全部结束，一分区部队撤回卢氏，十七师和二分区机关、部队进行短暂休整后，准备西返解放商洛。
成立民主政府
丁河休整后，二分区进至西坪，地委副书记石金河找我谈话说：“5月14日，在丁河召开的地委第三次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共商南县委和商南县民主政府，你和董流分别担任正副县长，因缺乏干部暂不配县委书记，县委工作由你代管上。”当时丹南地区属四分区山商县辖区，故新的商南县成立后只辖原商南县的丹北地区。地委考虑到商南县区域狭小，不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决定将桃坪、灰池子划归商南，又从第六分区(即南阳分区)暂借西坪做为商南县的基本区。石副书记笑着说：“老董，你是我们地委放的第一批‘父母官’啦!商南县交给你了。陈先瑞副军长要求你守好陕南这个东南门户，困难再大也不能撤离这里，要经受住战争的考验。”我坚定地回答：“有上级党的领导和支持，我这个‘父母官’啥困难也不怕!”谈话后，地委在西坪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了这一任命和一批到商南工作的干部名单。
在西坪建立区政府和区干队，我和董流研究后，任命李志才为西坪区长、王长太为区公安助理、郭西宽为区干队长。西坪区组建后，我带领商南县干部随分区和十七师西进。部队在前面每打下一个地方，我就把事先研究决定到各区工作的干部召集起来，宣布任职命令，安排任务，区政府随之建立。1948年5月19日，十七师和分区部队收复商南县城，我们先后委派郭世清任富水区副区长，县政府秘书李秀峰兼层峰区(即城关区)区长，候金福任该区书记，任永安任武委会主任。
丁河会议决定第二武工队副队长雷震任商南县大队长，因事未到职，所以县上暂时未建立武装，仅从部队上抽调了少数骨干到各区搭架子成立区干队。不久，上级把起义人员江效青从荆紫关调回商南任县大队长。5月下旬，敌在陕南发动第二次“清剿”，我们在地委领导下，配合十七师和分区部队开展二次反“清剿”斗争。当时，地委机关和部队主力在商南，所以商南的形势比较稳定。我们一面剿匪，一面建政，先后又建立了青山、永青两个区，李金累任青山区长，一位五师掉队姓席的老同志任永青区长。6月23日，我代表商南县民主政府发出第一号通告。通告内容是：全县建立了西坪、富水、层峰、青山、永青、灰池子6个区，64个行政村；县大队缴获长短枪309支，机枪7挺，子弹18755发，手榴弹100枚，地雷100个及棉衣、电话线等大批军用物资。地委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这时，陕南区党委和军区成立，商南县隶属陕南区党委领导。6月底，敌整编六十五师和三个保安团自武关东犯，商南形势趋于紧张。十七师奉命到荆紫关进行新式整军运动，陈先瑞副军长问我：“商南县城假若失守，政府是否撤出商南地区?”我会意地回答： “商南这么大，还没有我们打游击的地方!”陈副军长严肃地说：“县长应坚持打游击，这也可以锻炼干部。”
十七师走后，分区四、五两团北进卢氏以西地区牵制胡宗南六十五师，商南县城复陷敌手。县政府随分区机关转移到西坪区，继续开展武装斗争和地方工作。为了威慑敌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7月初，我以民主县政府名义签发第二号通令，命令白青云部官兵放下武器，交械投诚，否则严惩不殆。
敌人此次清剿重点是我县灰池子区桃坪和永青区两岔河、腰庄。敌所到之处，奸淫妇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名民团头子曾叫喊说： “烧房子是免遭‘匪’祸，抢粮食割麦子是抵欠款，拉女人是顶欠的杂税，拉壮丁是顶欠兵。”据缴获的敌文件中透露，这是敌人有计划的统一行动，目的是制造更大的无人区，使我们难以在商南立脚。敌重点“清剿区”的我基层工作重点是制止群众搬家，坚壁清野。坚持内线反“清剿”的分区蔡韩武工队，以连为单位分散打击敌之土顽武装，迫使土顽不敢单独进山，每次出来必有两个连的正规军配合方敢行动。7月下旬，敌六十五师三十一旅东窜后，敌人清剿进入萎缩状态，我根据地军民又一次取得反“清剿”斗争的胜利。
7月底，陕南行署决定撤销山商县建制，将原山商县的丹南赵川、湘河归还商南县。接此通知后，地委在西坪草场召开由我和董流参加的扩大会议，研究接收丹南地区的工作。地委准备在赵川创建中心根据地，讨论中大家认为：西坪好，能控制，但西坪是暂借六分区的，赵川是自己的地方，自己必须在自己的地区内创建基本区，建立根据地，自己的地区必须自己解放，一日未解放一日有责任。在赵川建立根据地除以上原因外，主要是赵川在敌侧后，背靠军区所在地郧阳，可与两郧分区(即四分区)连成一片，对西荆线之敌构成威胁，又可以钳制东窜南犯之敌。最后，地委决定商南县政府随分区机关—并南下赵川。
县政府转移赵川前，我们留下西坪区干部和区干队坚持西坪地区斗争，将其它几个区的干部收拢回来，随县政府一块行动。在此之前，灰池子区的干部和区干队于反“清剿”斗争中，已随蔡韩武工队转移出去。
1948年8月初，商南县政府随地委机关从西坪出发，经荆紫关、汪家店到达赵川，不久，孙光、李书全等率分区部队也陆续进入赵川。从此，开始了以赵川为中心根据地的解放全商洛的伟大斗争。
建立赵川革命根据地
赵川是个老区，也是过去我们在政策上搞翻了的地区。自1947年冬我十二旅进军赵川，攻克小百岩河洞，打死称霸丹南的敌县参议、保安团营长党耀初，解放赵川，成立山商县后，这里的封建统治基本解体，旧保甲团队、地主豪绅惊慌失措，向我低头，并愿意交出土地和枪支，群众情绪空前高涨。为了迅速在此建立一块可靠的根据地，改变贫苦农民的生活现状，两郧地委决定开展以打土豪、斗地主、分浮财、平分土地为主要内容的急性土改运动。由于急于求成，缺乏对新区情况的调查研究，忽视了群众工作的艰巨性，把少数激进勇敢分子的行为误认为是广大群众的觉悟和要求，因此土改一开始就侵犯了中农利益，分了中农的土地和财产，把一切旧职人员都当作打击对象。在“家家点火、处处冒烟”、“扫地出门”、“铲除祸根’、 “为五师报仇”等极端错误口号下，一度乱打、乱杀，把杀人当成是发动好群众的标志。月余时间，在赵川一带就杀了100多人，仅后川一个村就杀了28人。因此，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十分被动的局面。
急性土改运动，给封建地主势力一个很大的打击，贫苦农民得到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但由于政策和策略上的失误，使我们严重地脱离了群众，敌人借机加强了反动宣传、造谣和威胁。地主富农、保甲人员和土匪铤而走险，利用内外结合组织暴动对抗，袭击我区、村政权，杀害基层干部。一度赵川地区土匪遍地，匪民不分，贫雇农陷入严重孤立局面。不久，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原山商县委和县政府采取有力的措施，经过艰苦的斗争，才使被动局面有所好转。
赵川，地处鄂陕边区，山大、地瘠、民贫。商业不发达，全区无一集镇，火纸与烧酒是大宗商品，交易手段仍沿用以物易物的原始方式进行。土地大多集中在党、刘、赵三大家族手中。封建剥削奇重，如后川三个甲，地租额轻者40％，重者60％，大多是倒四、六，而且还有“寄庄”(先交租钱)、“坠子”(杂税捐税由佃户出，每石课有一斗多)等额外剥削。债务剥削轻者一斗还一斗半，重者一斗还二斗。文化极端落后，全区只有两所小学。人民群众长年不得温饱，迫切渴望得到解放。这里，和北山一样，也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同样，这里的群众也担心我们这次又站不住脚，扎不下根，怕变天，怕敌人报复，加之前段我们工作中的失误，群众在心里已构成了一条鸿沟。
初到赵川的半个月，我们的工作方针是先派工作队开展宣传活动，扩大声势，解释政策，威胁土匪，号召群众回家生产，恢复政权。我们组织了三个工作队，由董流、严敏和我分头领导，在赵川一村到七村区域内开展工作。当时工作难度较大，一是不太稳定，二是群众不愿和我们接触，土匪多，匪民难辩，少数同志对建立根据地缺乏信心，以致发生严重违犯组织纪律的现象。山商县撤销时各区留下一大批干部，这些干部一部分是十二旅派来的军队干部，一部分是两郧地委从湖北均、郧等县调来的地方干部，军队干部基本稳定，湖北籍干部在丹南地区移交商洛地委领导后，不愿留在这里，都要回郧阳。如二区(竹林关区)书记和区干队不经批准先后跑回了郧阳。除三区(湘河区)比较稳定外，各区均有跑回郧阳去的。我们二分区带来的干部则不愿上高山，想下川道。四区(赵川区)书记张玉和曾向我流露过：“四分区力量大，在这里都没搞出个啥样子，二分区力量小，更搞不出名堂”。张玉和的思想既反映了当时四分区干部思想，也代表了二分区干部思想。后经学习教育，干部思想基本稳定下来，增强了建立赵川根据地的信心。
鉴于当时群众情况，初开始我们还不能开群众会，采取一条沟一条岔找群众谈话，调查情况，掌握材料，向群众解释我们在政策上的失误，号召他们回家生产，揭发土匪罪恶，建立政权。同时开展‘‘双减”和“四抗”宣传。讲清我们的政策后，跟土匪跑到山上的群众陆续返回家里。这些群众说：“如果你们去年像今年一样，哪里会有这样多的土匪!”后川小士绅刘大先说：“你们过去有威无德。”群众这些反映说明了我们过去极左政策的危害性。
通过半月左右的内部教育，外部宣传后，县政府即着手在原山商县几个区的基础上，重新调配干部，划定区域范围。经县政府研究报地委批准后，建立了4个区。一区以原富水区人员为基础，以梁家坟为中心，辖十里坪、碾子坪、耀岭河；二区以原竹林关区干部为基础，以马家坪为基点，辖马家坪、白鲁础、宽坪、小川、核桃坪等地；三区即原湘河区，原区干部不动，以汪家店为中心，辖文化坪、魏家台、湘河、汪家店、水沟；四区即原赵川区，除十里坪、碾子坪划归一区外，人员及辖区不变。区政权恢复后，就进行建立村政权(相当于现在乡)的工作。
原山商县建立的村政权，我们接手时仅存两个，且完全是空架子。经过近一个月的工作，到9月下旬，在丹南四个区恢复和新建了11个村政权，但其中一部分仅仅搭起架子，还不能正常开展工作。
为了加快赵川根据地的建设，9月20日左右，区党委给商洛地委派来郭茂生等26名干部，除地委留下3名外，其余都全部给了商南县。10月初，地委通知郭茂生同志任中共商南县委书记。其余22名同志除留少数在县委、政府工作外，大部分都派到各区工作，健全了各区班子。这时各区领导人的情况是：一区书记吕锁昌、区长韩文槐、工作组长刘松亭、武委会主任郭世清；二区书记韩永义、区长赵奎元、工作组长田福才、武委会主任赵玉锁；三区书记王进才、区长姚国雄、工作组长关孝庭、武委会主任王有春；四区书记宇文让、区长赵子珠、工作组长兼武委会主任郭俊生；西坪区只新调配了武委会主任王玉堂，其它人员未动。
剿匪和建立地方武装
由于局面进一步拓开，干部力量的加强，党政的健全，县上的工作从10月份起逐步走向正规。县委、县政府同赵川工委共同研究后，决定重点抓好剿匪、建政、生产、屯粮、后方建设工作。
赵川工委是8月下旬成立的。当时地委、专署、军分区主要领导分头率分区主力到外线剿匪，留在赵川的是地委、分区机关和撤回赵川的商县、洛南县干部。为了便于工作，地委决定组建赵川工委，实行统一领导。工委由石金河任书记，肖良清、董流、严子明(严敏)、李季林、王知德和我任委员，共7人组成。1949年1月1日，工委进行了调整，由原商县副书记，地委秘书任均任书记，陕南独立第四团副团长文明章任副书记兼指挥长。该工委一直到1949年8月地委撤离赵川时才撤销。
赵川根据地建立后，赵川不单是商南的大后方，也是商洛的大后方。当时，地委、专署、军分区都设在赵川。商南县委、县政府在店坊河驻的时间较长，所以，群众中曾流传过“赵川省”“店坊县”的叫法。
后方建设直接影响前方战斗，所以，在后方建设工作中，我们严格要求干部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当时摆在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剿匪。赵川一带土匪很多，大小有30余股，有名的惯匪如黄胜龙、王棋高、孙鹏、王正德、刘帮荣、张正坤、大小翁明德、张学良、陈继才等。土匪加上逃亡地主和国民党乡、保、甲人员，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对我们构成很大的威胁。他们造谣惑众，杀人抢劫，暗杀我工作人员，袭击我基层政权。9月初，王棋高、孙鹏股匪窜扰三官庙，破坏我征粮工作；9月中旬，刘帮荣、宋国峰、张培山匪众到十里坪、余家棚、烂泥湖、赵川一带拉票、抢劫；10月初，王棋高股匪偷袭店坊河，当时董流同志带一个排在那里，击溃了该股土匪。
剿匪工作，我们采取政治攻势与武装打击相结合的方式，重点采取政治瓦解的办法。我们首先调查各村土匪、保甲人员、逃亡地主有多少；查清各股土匪的首领、人员装备、活动区域、所犯罪恶及当土匪的原因；了解土匪和逃亡人员的社会关系。以上情况掌握后，我们根据不同对象，采取写信、捎话等不同的方法进行争取、瓦解。在村口路边张贴布告，宣传“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者奖”的对匪政策。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剿匪宣传活动，使群众明白土匪不肃清，光景过不成。
开展政治攻势的同时，分区部队和县大队、区干队对土顽施以武力打击。从8月中旬到10月底，首先击溃、重创刘长忠部和陕保二旅冯允恭团。敌主力东窜淮海后，我县大队配合分区主力在丹南地区扫除40余股敌之武装。在我强大政治、军事攻势下，到11月中旬，盘踞商南各地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和土匪势力纷纷瓦解。如后川村50余名从匪人员，除10余名在战场上被打死外，就有27名携械向我县政府投诚。
在剿匪的基础上，我们进行村、闾级政权建设工作，具体方法，一是发现积极分子，通过培养教育，然后成立政权；二是通过群众推荐，并同民主人士协商成立政权；三是在不稳定的边沿地区利用国民党旧保甲人员为我们办事，成立两面政权。这种政权是临时性的，群众发动起来后，逐步进行改造，权力最终交给基本群众。到12月底，丹南4个区已建立13个村、数10个闾。县政府要求在建立政权的地方，贯彻政令，实行“双减”，征收公粮，开展支前工作。
由于路线正确，政策对头，丹南各区人民群众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修复了所有水磨，开了16家锅厂，办了一个商店，恢复了15座纸厂，活跃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支援革命战争。丹南粮食比较困难，地委要求我县在1948年底前完成70万斤屯粮任务，这的确是件很艰巨的工作。县委、县政府到各区召开村以上干部会，指出不屯粮就无法支援前线，征过了头就会脱离群众。强调不仅反对不管人民负担的观点，也反对单纯仁政观点。通过课石、户数、人口调查，我们采取多收多负担，少收少负担，不收不负担，地富逃亡人员加倍负担的原则，由各村民主评议，合理摊派。并且，召开士绅座谈会，解释我们征粮政策，鼓励他们带头交粮，要求他们规劝逃亡人员回家，否则要加倍征收粮食。政策一公布，人民群众都拥护。赵川群众说：“今年负担只有党耀初、赵尚谦、赵尚忠、冯允恭四家不喜欢，过去，他们四家没有负担过”。白浪一位老太太说：“我去年负担两石，今年负担一斗八升，少交的这一石多粮足够明年吃了!八路军真个为穷人。”汪家店开明士绅杜周棋、黄治民在座谈会后，回去在群众会上实报了自己的课石，并帮助我们把附近几个大户的课石挤出不少。在湘河时，好几个士绅问我：“这种政策就很好，今后政策变不变。”我回答说：“不会变，我们党的政策是保证人人有饭吃，家家有地种。”当时在丹南各区形成了晒粮送粮高潮，到12月底，全县超额30万斤完成了征粮屯粮任务，及时地支援了前线作战。
战争时期，党和政府工作的中心是武装斗争。没有武装，政权就不稳固，武装是政权的保障。12月份，地委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决定从4团调一个连充实加强商南独立营。江效青调教导队学习，四团一位连长代理营长。同时地委要求各区没建立区干队的马上建立区干队，年底每个区干队发展30个队员。当时二区已撤销，二区干部陆续调入新区工作。重点是赵川、湘河、西坪三个区。12月下旬，全县武装队伍共有136个。部分村也成立了民兵组织或打匪队，协助县区武装维护地方治安，保卫胜利果实。
在建立和巩固赵川根据地的斗争中，我们同人民群众相依为命，休戚相关。剿匪中群众为我们引路、报信；干部下乡开会访贫，他们站岗放哨；征粮屯粮，他们积极踊跃，把自家舍不得吃的细粮拿出来送给子弟兵；前线下来的伤病员，他们争着养护；情况危急时，他们挺身而出，掩护我们的干部和战士。1948年12月19日，匪首杜光瑞纠集河南、湖北边界匪众2千余人，分三路合击湘河区驻地汪家店。当时，区上只留财粮和8名区干队员收粮，当地开明士绅杜周棋得知土匪要袭击我区政府后，连夜派人给区政府送信。20号清早杜不放心，又叫村长康华保一起到区上报信，当我们工作队员撤离20分钟后，土匪就打来了。由于情报准确及时，我们安全转移，使敌人扑了空。这里的人民群众一直保持着红军时期老区人民的光荣
传统，他们拥军拥政的实际行动，深深地教育、感动了我们每一位同志。1948年冬前线部队急需军鞋，我们把任务分到各闾，各闾根据情况落实到户，全县各地掀起赶做军鞋，支援前线的热潮。赵川区五闾副闾长黄盛清家境贫穷，他和他妻子从来没穿过布鞋，他妻子也不会做鞋。落实任务时，群众提议不让他家做，他说：“叫老婆跟别人学着做，不做对不起咱子弟兵。”最后，全闾上交190双军鞋，超额80双完成任务，受到县政府的表扬。
我们的干部和战士始终没有忘记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没有忘记我们来自老百姓要爱护老百姓的宗旨。当时，这里流传着好多解放军爱人民的故事佳话。1948年12月，分区决定组织力量恢复丹北，我带领一部分干部由赵川经湘河去西坪，沿途搞些调查研究。去汪家店的路上在一位老太太家喝水，顺便了解区上干部情况，老太太一听我问区干部好不好，就唠叨起来：“干部同志都是大好人，有德性。姚区长当大官还常和我们百姓拉家常，谁家有困难，他都肯帮忙。今年河里涨水，姚区长不嫌我脏背我过河，真积德。”我满意的笑了笑，告别了老人。到区上的那天中午，群众跑来报告说，一位姓瞿的群众被土匪打伤了。我当时从衣袋里掏出一包消炎粉交给区长姚国雄，让他去把打伤的群众看看。事后，这里的群众说：“古往今来没有当官的给群众看伤，只有共产党才真正爱护咱老百姓。”下午，又有群众跑来报告，一个土匪把他两条牛拉走了，要政府为他做主。区上派一位干部带上武器朝荆紫关方向撵了10来里路，终于从匪徒手中把牛夺回来还给了群众。群众感动得热泪盈眶。傍晚时分，一位基层干部来反映说，夜里有土匪骚扰他们村，群众情绪不安定，影响生产。区工作组长关孝庭带了一名队员顺汪家店河下去，走了10华里到那个村子里给群众壮胆，一连几天，关孝庭同志都能坚持晚出早归为群众义务站岗，受到群众的爱戴和敬佩。当年，这种鱼水情的故事，在丹江南北多得数不胜数。
解放商南
1949年1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全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号召全军指挥员“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消灭之。”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纷纷支持毛主席的声明。我民主县政府于1949年1月，在赵川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畅谈一年来县委、县政府实行“双减”，保护工商业和学校，瓦解敌匪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各界人士认识到，蒋家王朝的统治即将结束，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就要到来。座谈会解决了大部分人士的思想顾虑，使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更加深入人心。
根据时局的发展，地委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向北推进，配合主力部队准备大反攻，解放全商洛。1949年1月上旬，我带领县政府一部分干部和西坪区干部、区干队(该区1月中旬转移到丹南)随分区四、五两团北返西坪、郭茂生书记和董流副县长领导丹南地区工作。1月18日，分区四团收复西坪，敌向西溃退。2月初，商洛分区四、五两团在南阳分区两个营配合下西进，追击西窜之敌，五团于商南五里铺遭敌陕保二旅和新二师阻击，团长郝世英同志光荣牺牲。2月7日，我军再次收复商南县城，敌继续向西逃窜。
商南县城再次解放后，县政府驻在东街老银行里。我们进行政权恢复工作，先恢复了富水区，调高本桐任区委书记，郭世清任区长，崔德记任武委会主任，新任命的西坪区委书记韩永义，于1月份已到职。候金福任城关区书记，韩文槐任区长，李凌均任武委会主任。原青山区并入富水区，永青区暂不恢复。
我们县政府干部，分成小组在县城到西坪一带活动，向群众进行形势教育，发动群众反匪反霸，帮助建立基层政权。2月下旬，我们在西坪区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宣传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揭露敌人的谣言，动员青年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座谈会后，周雍昌、石宗杰等10几名知识青年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参加了革命队伍。
3月初，西进战斗后，分区五团东返商南县城休整。为了庆贺我军西进胜利，县政府从河南请来剧团，在县城演戏三天。3月10日拂晓，敌陕保二旅十二团500余人乘我军麻痹大意，警戒疏忽，偷袭县城，我军匆忙撤出。上午9时，我把退守到五里铺的部队组织起来，实施反攻。敌袭击县城后，未敢立足即向西北逃窜。10时左右我们又回到县城里，敌人这次偷袭，我军牺牲19人，伤8人，被俘20人(包括群众和演员)，损失迫击炮一门，轻重机枪4挺，步枪30余支，骡马17匹。这次事件之后，分区四、五两团南返赵川根据地整顿，十二旅东调豫西剿匪，丹北留下县独立营和富水、西坪区干队坚持斗争。
3月下旬，分区武工队配合十二旅三十四团在竹林关全歼敌陕保二旅一团三营，俘获团长冯允恭，副团长李含芳、营长党紫霄等以下300余人。4月上旬，一区和分区李世华部在白玉焦家垣聚歼余风鸣民团。5月上旬，南阳分区四十团挺进西坪剿匪。在我东西夹击之下，敌正规部队拼命向西逃窜，敌民团、保甲武装纷纷向我交械投诚，大片地区被我军解放。正如七届二中全会指出的：“从现在起，重新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
1949年6月中旬，接地委通知，我返回赵川，丹北工作交副县长董流同志负责。到赵川后，地委书记王力找我谈话，他告诉我，商洛各县解放已近在眉睫，地委已组织好了其它几个县的班子，由于干部紧缺，决定调郭茂生同志任商县县委书记，商南由我担任书记兼县长。没几天，郭茂生同志便离开了赵川。
离开赵川根据地已半年，回去一看，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未建立政权的地方已全部建立起来，村村都成立了民兵、农会、妇女组织。在县委的领导下，丹南各区共发展党员数10名，建立了十几个党支部。党员的发展，党组织的建立，使我们的工作有了核心堡垒。
7月中旬，商县解放，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准备进驻商县城，我们的任务是做好善后工作，跟随分区最后一批人员撤出赵川，移驻商南县城。撤离前分区通知我们，把西坪区归还给六分区淅川县。
接此通知后，我同返回赵川汇报工作的董流副县长商量，西坪区的干部和区干队我们不能全带走，一定要留下一批骨干，以保证这个区工作的连续性。最后决定书记韩永义、区长李志才带一部分人员回商南；副区长李灵元带另一部分人员留下。同时，研究了城关、永青两个区恢复工作及干部调配。李志才任城关书记兼区长，王海君任武委会主任、刘松亭任永青区副书记，关孝庭任副区长，柴志清任武委会主任，郭西宽任区干队长。
7月下旬，董流带一批干部到达西坪处理归还工作。西坪交还淅川县后，董流、李志才率干部、战士西返商南，与坚持在城关地区斗争的韩文槐、李凌均等人会合。
1949年8月中旬，我带领最后一批干部、战士离开赵川返回县城。老区赵川群众听说县委、县政府要离开赵川，有的从数10里外赶来送别。走的那天，群众自发组织起来敲锣打鼓欢送，一直把我们送到四条岭下边，依依惜别，真是难舍难分。望着这些用艰辛和血汗养育了我们的人民群众，面对他们的坦诚和纯朴，我们不少同志都流泪了。是啊!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来到这里，依靠他们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又是他们一步一步地把我们送上胜利的征程。
回城路上的村口路边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等候在道旁的群众拉住我们干部、战士硬是把鸡蛋或干粮往口袋里装。有的村口还设了接风桌，摆满了美酒和瓜果，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共产党和子弟兵无限纯真的爱。我们非常感谢群众的情谊，大家一再表示要更加爱护老百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时，也不乏有摊派搞铺张浪费的，马蹄店村就是这样。曾在国民党保甲组织中任过职的村闾干部借机向群众搞摊派，鸡鸭鱼肉齐全的宴席足足准备了十几桌，他们满以为我们很满意，会给他们脸面的，想不到等来的是严厉批评和当众认错受罚。当时我想，这件事如果不严肃处理，会在群众中造成极不良的影响，今后还会有人继续这样搞。这样下去，我们千辛万苦打下的江山就会被葬送，我们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就无法实现。于是，我让秘书当场起草了一张布告，晓谕广大群众，今后凡发现敲诈勒索、胡乱摊派、中饱私囊、铺张浪费者，上告县人民民主政府，定予严惩。布告贴出后，群众争相围看，一位老先生给大伙念了一遍又一遍。这位老先生找到我，赞不绝口地发感慨：“共产党真乃民之救星，解放军真乃英明之师!无怪乎能赢民心，得天下”。他见我穿着草鞋，惊奇地问我： “你是一县之长，民之父母，怎么也穿这个?”我笑着回答说：“我们共产党官兵一致，人人平等，我们干部和战士一样，靠一支枪，一条米袋，一双草鞋打天下。”老先生听着不住地点头称是。
进入8月后，商南各地的反动武装组织迅速土崩瓦解，流窜的残匪纷纷到我各级政府投诚、登记。处于两不管地方的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我们去建立政权，这种形势决定我们的工作任务是：立即培训干部，迅速在空白区建立人民政权。经请示地委后，决定成立商南县人民民主政府地方干部学校。
从重视干校工作出发，同时也为了及时掌握学员情况，便于日后使用，便由我兼任干校校长。为了把干校办好，培训出有较高水平的地方干部，我们从在职干部中抽调了一批作风正派，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到干校工作。
1949年8月26日，发出了由我签署的招生广告。当时，商南文化落后，招生有困难，便到河南西峡一带招收学员。原定招收100名，因政审和文化考试把关较严，结果第一期只招了50多名。这批学员经过近两个月的培训，绝大多数结业后，陆续分配到各级政府机关工作，并逐步锻炼成长为骨干力量和领导干部。
就在这期干训班还未结业时，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分区从电话里通报了这件振奋人心的消息后，我们立即组织学员和群众一起开庆祝大会。一连几天商南城里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人们流着激动的热泪载歌载舞，欢呼新中国的成立。
10月中旬，县委委员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由董流、宇让文、吕锁昌、王进才和我5人组成中共商南县委员会。同时，调宇文让任组织部副部长，吕锁昌任宣传部副部长，王进才任县农会主席，高本桐任公安局长，赵子珠任县政府秘书。
10月下旬，谭道鹏调任商南县县长，我任书记，董流仍任副县长。1950年谭道鹏抽调修天宝路，县政府工作则由董流具体负责。道鹏从天宝路回来后，商南召开第一届党代会，会议选举董流、谭道鹏、宇文让、王进才、李志才、赵子珠和我共7名委员。党代会后不久，我调地委工作，高明月调商南任副书记，后任书记。
回顾商南解放的历程，这是一幅威武雄壮、前赴后继的宏伟画卷，也是一首波澜壮阔、群英荟萃的壮丽史诗。成千上万名干部战士转战丹江南北，历尽万难，艰苦创业，其中近百名优秀儿女为了商南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人民群众世代怀念他们，历史将永远记载下他们金光闪闪的名字。（董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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